च मानवाधिकार कार्यकर्ताओं की गिरफ़्तारी पर सवाल उठाते हुए सुप्रीम
कोर्ट में जिन पांच लोगों ने याचिका दाख़िल की थी, उनमें इतिहासकार रोमिला
थापर भी शामिल हैं.
बीबीसी संवाददाता विनीत खरे से
बातचीत में रोमिला थापर ने कहा कि देश में पिछले चार सालों में डर और भय का
माहौल बढ़ा है और ये माहौल आपातकाल की तुलना में ज़्यादा डराने वाला है.
इतिहासकार रोमिला थापर ने पांच मानवाधिकार कार्यकर्ताओं पर हो रही कार्रवाई पर क्या कुछ कहा, यहां पढ़िए.
महाराष्ट्र
पुलिस ने इन पांच मानवाधिकार कार्यकर्ताओं के घर पर पहुंच कर कहा कि आपको
गिरफ़्तार किया जाता है. हमलोगों ने अपनी याचिका में ये कहा है कि ये लोग
स्थापित और जानेमाने लोग हैं, कोई क्रिमिनल नहीं हैं कि आप इन लोगों को
उठाकर जेल में डाल दें.
ऐसे में हमने यही जानना चाहा कि इन लोगों पर क्या आरोप है, आप क्या साबित करना चाहते हैं और इसकी प्रक्रिया क्या है.
इस पर सुप्रीम कोर्ट में सुनवाई हुई, कोर्ट ने इन लोगों को एक सप्ताह तक
अपने-अपने घर पर नज़रबंद रखने का आदेश दिया है. उन्हें जेल नहीं भेजने का
आदेश दिया गया. सुप्रीम कोर्ट में मामले की अगली सुनवाई होगी.
मैं इन लोगों को व्यक्तिगत तौर पर जानती हूं. अगर आप किसी को गिरफ़्तार
करने पहुंचते हैं तो आपके पास पूरी जानकारी होनी चाहिए कि आप उन्हें क्यों
गिरफ़्तार कर रहे हैं. गिरफ़्तारी की प्रक्रिया भी होती है कि आप वजह बताते
हुए उन्हें अपनी बात रखने का मौका दें.
इन लोगों पर पुणे के भीमा
कोरेगांव में हुई हिंसा में शामिल होने का आरोप लगाया गया है. इनमें से कुछ
लोग तो वहां शारीरिक तौर पर उपस्थित भी नहीं थे. इन लोगों पर ऐसे आरोप
लगाए गए हैं जैसे उन्होंने बंदूक या फिर लाठी उठाकर हिंसा की हो. लेकिन ये
सारे लोग लिखने वाले और पढ़ने-पढ़ाने वाले लोग हैं. इस आरोप में हिंसा का
मतलब क्या है?
सुधा भारद्वाज वकील हैं, आनंत तेलतुंबड़े आर्थिक और सामाजिक विश्लेषण
करने वाली इकनॉमिक एंड पॉलिटिकल वीकली में लगातार लिखने वाले हैं. इनमें एक
कार्यकर्ता की एक्स्ट्रीम लेफ्ट सोच रही है, लेकिन क्या ये आधार हो सकता
है कि आप किसी को जेल में डाल दें.
पांच साल पहले ऐसी स्थिति नहीं थी. बीते चार सालों में डर, भय और आतंक
का माहौल बढ़ा है. सरकार का रवैया ज़्यादा अथॉरिटेरियन हो गया है.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दलित और मुसलमानों के प्रति जिस तरह का बर्ताव हो रहा है, वह
चिंतित करने वाला है.
पहले क़ानून इस तरह से काम नहीं करता था. आधी
रात को पुलिस किसी को उठाने के लिए इस तरह नहीं पहुंचती थी, अगर आप पर
मुक़दमा चल रहा था, तो आपको उसकी जानकारी होती थी.
चार साल में यह बदलाव हुआ है और हालात और भी गंभीर हो सकते हैं क्योंकि
सरकार अगर अपने उद्देश्य में एक बार कामयाब हो जाती है तो और ताक़त से
लोगों की आवाज़ को दबाने में जुट जाती है.
मेरे ख़्याल से आपातकाल की
स्थिति आज की तुलना में माइल्ड यानी 'कम ख़तरनाक' स्थिति थी, क्योंकि आज
जो लोगों में डर और भय का माहौल है, वो आपातकाल में नहीं था. हो सकता है
इसकी वजह ये रही हो कि आपातकाल कम समय के लिए रहा हो और मौजूदा स्थिति चार सालों से चल रही है और ये स्थिति कब तक बनी रहेगी, हम लोग नहीं जानते.
अगर 2019 के बाद यह स्थिति अगले पांच साल तक बनी रही तो क्या स्थिति होगी, इस बारे में केवल सोचा जा सकता है.
Thursday, August 30, 2018
Sunday, August 26, 2018
中国新绿色债券规定对可持续投资有何意义？
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对“绿色债券”发行制定正式规定的国家，所谓“绿色债券”是指专门用来为可持续解决方案融资的债券。
出台新规旨在中国尽快建立一个繁荣的绿色证券市场，以便从全球私营部门筹措亟需的资本，为中国的绿色经济转型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规定包括《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以下简称《指引》和《目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于去年12月22日颁布。
上述政府文件对（债券）收益的披露与利用提出了重要的要求，以确保一个透明和健全的绿色债券市场。
其中列举了中国绿色债券融资的六大类项目：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和清洁能源，以及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
据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指出，为解决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中国每年需要注入的气候资金至少为2万亿人民币（ 亿美元）。
其中85%的投资必须从私营部门筹集，不分国内和国外。鉴于2014年全球债务市场规模已约达100万亿美元，众多必备的投资可通过债券筹集。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指出，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从2011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420亿美元，来自欧美的“玩家”主导了其中大部分市场。
但是，中国新规定的颁布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新“玩家”入场，形势将发生全面变化。
绿色概念的中国“影子”
新《指引》的现行版本高度关注中国的环境挑战，为债券市场提供了一个“本土化”的绿色定义。它强调以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来应对中国的环境挑战，同时通过开展上游供应链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净化煤炭处理和开采。
《指引》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其中最明显的一条是中国规定适用于清洁煤炭，而气候债券倡议则将所有与化石燃料有关的项目都排除在外。对于那些投资策略中有环境约定的机构投资者来说，这一差别十分重要；从刚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峰会所做出的支持淘汰煤炭和减少排放承诺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围绕什么是“绿色”产生的差异并非没有先例。多边开发银行制定绿色债券适用标准，在其选择资助项目时，试图在经济发展需要和环境完整性之间寻求平衡就是一个例证。比如，世界银行绿色债券资助的巴西填埋项目尽管实现了碳减排，但处于“绿色”与“肮脏”之间的灰色地带。
国际市场上的国际投资者和潜在的中国债券发行者，都应该明白这一差别的意义。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他们必须与发行者接触并获得更多信息，以避免违背可持续投资的约定。对于那些瞄准国际市场的潜在中国发行者来说，这一差别可能导致国外市场上投资者的不同偏好。
信息披露
新《指引》中的收益披露和使用要求对国内和国外投资者来说都是重点。要确保绿色证券所资助的项目实现其环境和社会收益，完整性和透明度是基本要求。这对解决中国债券市场投资者的可能关切来说尤为重要。与经常包含自愿报告机制的发达市场不同，中国债券发行者们还有待制定健全的措施来显示资金一定会流入那些合规适用的绿色项目。《指引》中对收益的定期披露和明确分配要求的目的就是消除一些人可能产生的疑虑。
未来参与
在《指引》和《目录》颁布前，一些中国的先行者实际上已经在国际市场上体验了绿色债券发行。2015年7月，新疆金风公司成功发行了一单3亿美元的三年期绿色债券，认购金额高达14亿美元。
去年9月，香港中电集团通过其印度子公司发行了第一单公司绿色债券，保证了9030万美元的基本建设费用，实现了风电资产的再融资。
10月，中国农业银行发行了第一单用人民币和美元计价的绿色债券，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吸纳9.945亿美元资金。
如今中国已经明确了哪些部门和项目可以称为“绿色”，也围绕绿色债券发行制定了规则。中国可能会迅速成长为绿色债券市场最大的玩家之一。
事实上，就在中国人民银行和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发布新规定之后不久，兴业银行就在2016年1月6日根据《指引》发行了第一单绿色资产抵押债券。债券面值约为4.016亿美元，超额认购 2.5倍。
最近，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非银行机构投资者等）获准进入股市，它们将在私有部门的融资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些投资者将成为中国绿色债券的国内买家。实际上，它们一直以来都是传统中国债券市场的活跃主体。
《指引》还将帮助中国债券发行者接触到多样性的国际机构投资者，获得低成本的长期资本。不仅中国的海外发行对国际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国内的发行与国际投资者的关系也将日益紧密。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降低了国际买家进入银行间证券市场的难度，《指引》适用于该市场的事实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可以在履行其信托义务的同时在中国开辟投资机遇。
生态文明
除了承诺在2030年达到煤炭消费和碳排放峰值，中国还制定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宏伟目标。早在绿色证券的《指引》和《目录》出台前，中国金融界已经开始在股市中寻求绿色投资机会。
上交所和中证指数于2015年10月联合创立了上证180碳效率指数，这一例子很好地表明了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金融市场中包含的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
但是，单靠这个还远不足以涵盖所有的投资策略，也无法帮助投资者把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最小化。只有提供满足投资者各种需求的广泛绿色投资选项，可持续投资的概念才能得到完全实现。
中国绿色证券新规的出台有助于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转型，为其筹集必需的资金。
中国政府呼吁发行者抓住绿色债券高潮的机会，获得新的资本来源， 并从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新投资机遇中获益。
出台新规旨在中国尽快建立一个繁荣的绿色证券市场，以便从全球私营部门筹措亟需的资本，为中国的绿色经济转型提供资金支持。
这些规定包括《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以下简称《指引》和《目录》），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于去年12月22日颁布。
上述政府文件对（债券）收益的披露与利用提出了重要的要求，以确保一个透明和健全的绿色债券市场。
其中列举了中国绿色债券融资的六大类项目：节能、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清洁交通和清洁能源，以及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
据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指出，为解决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中国每年需要注入的气候资金至少为2万亿人民币（ 亿美元）。
其中85%的投资必须从私营部门筹集，不分国内和国外。鉴于2014年全球债务市场规模已约达100万亿美元，众多必备的投资可通过债券筹集。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指出，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从2011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420亿美元，来自欧美的“玩家”主导了其中大部分市场。
但是，中国新规定的颁布标志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新“玩家”入场，形势将发生全面变化。
绿色概念的中国“影子”
新《指引》的现行版本高度关注中国的环境挑战，为债券市场提供了一个“本土化”的绿色定义。它强调以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来应对中国的环境挑战，同时通过开展上游供应链项目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净化煤炭处理和开采。
《指引》与国际标准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其中最明显的一条是中国规定适用于清洁煤炭，而气候债券倡议则将所有与化石燃料有关的项目都排除在外。对于那些投资策略中有环境约定的机构投资者来说，这一差别十分重要；从刚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峰会所做出的支持淘汰煤炭和减少排放承诺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围绕什么是“绿色”产生的差异并非没有先例。多边开发银行制定绿色债券适用标准，在其选择资助项目时，试图在经济发展需要和环境完整性之间寻求平衡就是一个例证。比如，世界银行绿色债券资助的巴西填埋项目尽管实现了碳减排，但处于“绿色”与“肮脏”之间的灰色地带。
国际市场上的国际投资者和潜在的中国债券发行者，都应该明白这一差别的意义。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他们必须与发行者接触并获得更多信息，以避免违背可持续投资的约定。对于那些瞄准国际市场的潜在中国发行者来说，这一差别可能导致国外市场上投资者的不同偏好。
信息披露
新《指引》中的收益披露和使用要求对国内和国外投资者来说都是重点。要确保绿色证券所资助的项目实现其环境和社会收益，完整性和透明度是基本要求。这对解决中国债券市场投资者的可能关切来说尤为重要。与经常包含自愿报告机制的发达市场不同，中国债券发行者们还有待制定健全的措施来显示资金一定会流入那些合规适用的绿色项目。《指引》中对收益的定期披露和明确分配要求的目的就是消除一些人可能产生的疑虑。
未来参与
在《指引》和《目录》颁布前，一些中国的先行者实际上已经在国际市场上体验了绿色债券发行。2015年7月，新疆金风公司成功发行了一单3亿美元的三年期绿色债券，认购金额高达14亿美元。
去年9月，香港中电集团通过其印度子公司发行了第一单公司绿色债券，保证了9030万美元的基本建设费用，实现了风电资产的再融资。
10月，中国农业银行发行了第一单用人民币和美元计价的绿色债券，为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吸纳9.945亿美元资金。
如今中国已经明确了哪些部门和项目可以称为“绿色”，也围绕绿色债券发行制定了规则。中国可能会迅速成长为绿色债券市场最大的玩家之一。
事实上，就在中国人民银行和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发布新规定之后不久，兴业银行就在2016年1月6日根据《指引》发行了第一单绿色资产抵押债券。债券面值约为4.016亿美元，超额认购 2.5倍。
最近，机构投资者（养老基金、保险公司、非银行机构投资者等）获准进入股市，它们将在私有部门的融资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些投资者将成为中国绿色债券的国内买家。实际上，它们一直以来都是传统中国债券市场的活跃主体。
《指引》还将帮助中国债券发行者接触到多样性的国际机构投资者，获得低成本的长期资本。不仅中国的海外发行对国际投资者来说至关重要，国内的发行与国际投资者的关系也将日益紧密。今年早些时候，中国降低了国际买家进入银行间证券市场的难度，《指引》适用于该市场的事实对国际投资者来说可以在履行其信托义务的同时在中国开辟投资机遇。
生态文明
除了承诺在2030年达到煤炭消费和碳排放峰值，中国还制定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宏伟目标。早在绿色证券的《指引》和《目录》出台前，中国金融界已经开始在股市中寻求绿色投资机会。
上交所和中证指数于2015年10月联合创立了上证180碳效率指数，这一例子很好地表明了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金融市场中包含的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
但是，单靠这个还远不足以涵盖所有的投资策略，也无法帮助投资者把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最小化。只有提供满足投资者各种需求的广泛绿色投资选项，可持续投资的概念才能得到完全实现。
中国绿色证券新规的出台有助于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转型，为其筹集必需的资金。
中国政府呼吁发行者抓住绿色债券高潮的机会，获得新的资本来源， 并从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新投资机遇中获益。
Friday, August 17, 2018
中国光伏产业走到十字路口
我们有总计11MW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已经停工。如果没有补贴，项目投资回报将延长到10年以上，投资方和业主不愿意再做分布式项目。而在有补贴的情况下，最多7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广东省一太阳能光伏组件企业市场总监无奈表示。
这是中国光伏“531新政”后的一个行业缩影。“531新政”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的一份关于控制光伏发电新建规模和加快补贴退坡的通知，因从2018年5月31日起实施而得名，也因其推出的突然性，而对光伏产业产生巨大震动。
过去五年，中国光伏发电装机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增长。新增装机容量已连续五年全球第一。市场博兴之际，光伏企业产能加速扩张，已面临较大产能过剩风险。在固定电价刺激下，装机量始终以超出规划的速度增长，并提前透支了行业所需的国家补贴。
“531新政”后，光伏行业到了抉择的关口。“‘十二五’已经出现了补贴拖欠、弃风弃光、融资困难的问题，到‘十三五’就该总结经验教训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副理事长孟宪淦表示。5月31日，光伏行业迎来急刹车。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自发文之日（5月31日）开始实行，没有留出任何缓冲期。
根据新政，2018年将暂不安排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指标，并禁止各地安排需国家补贴的普通光伏电站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今年安排建设规模为10GW。
按照中国目前的管理体系，国家能源局负责制定年度光伏发电建设规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改委（能源局）负责安排项目。享受国家补贴资金的新增光伏发电项目的备案总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规模指标，超出规模指标的项目不享受补贴。
除了限制2018年新增补贴规模，三部委还进一步降低了光伏电价补贴标准。
2013年出台的光伏分区上网电价政策和分布式发电补贴政策，曾极大地提高企业投资光伏电站的积极性。按照该政策，全国根据不同的太阳能资源禀赋被分为Ⅰ、Ⅱ、Ⅲ类资源区，上网电价分别为0.9元/千瓦时、0.95元/千瓦时、1元/千瓦时，上网电价高出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进行补贴。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则按照全电量补贴的政策，以0.42 元/千瓦时的标准进行补贴。
“通知”发出后，三类资源区的标杆上网电价分别降至0.5、0.6和0.7元/千瓦时。分布式光伏项目补贴则跌降至0.32元/千瓦时。
这也是中国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对光伏补贴标准的连续第二次下调。2017年12月，分布式度电补贴刚刚从0.42元/千瓦时降至0.37元/千瓦时。
“我们对补贴退坡早有心理准备，但新政来得太突然，并且是一刀切，没有给大家留缓冲的时间。”广东省太阳能协会人士告诉南方能源观察记者。
控规模、降补贴意味着光伏的发展思路已经发生改变，光伏行业迫切需要摆脱补贴依赖，从单纯扩大规模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
“补贴最终要退出，这也是补贴的基本原则，中国的手脚慢了，早点退出更好，否则对新增的光伏项目影响比较大。”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
在产业链下游，分布式光伏项目受新政影响最大。因为目前中国新增的光伏装机主要为分布式项目，布局正由西部地区向中东部地区转移。仅2017年一年，分布式光伏发电就新增19.44GW，相当于过去三年分布式新增装机的总和。今年一季度分布式新增装机规模达到7.685GW，同比增长217%，占新增光伏发电装机的79.6%。过快增长的装机，几乎已经提前用完了全年的指标规模。新政冲击之下，有部分投资者和业主正处于观望状态。
“新政出台以后，有客户立即取消订单，并且提出要降价”，广东永光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孙韵琳对eo记者表示。该公司主要为光伏电站提供项目咨询、可行性研究和项目验收等服务。
光伏电站市场需求出现明显下滑。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预测，2018年新增光伏装机预计在30—35GW左右，降幅超过43%。
由于下游需求锐减，去年开始扩张的中上游企业面临产能过剩风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统计，到2018年，国内多晶硅产能将达到43.3万吨/年，同比增长57%，并且大部分新增量都集中在三季度以后。而2017年国内多晶硅全年产量为24.2万吨。赛迪智库的预测报告指出，光伏新增市场规模增速将会放缓甚至下滑，上下游各产业链环节产品价格都将进一步下探，企业将会承受较大的价格压力。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在2018第三届世纪光伏大会上表示，目前扩产的势头还是很猛烈，2011年盲目扩产引发的产能过剩潮警示业内，大家还是要理性一些。
失控的装机规模
中国光伏发电装机提前了两年三个月就已经完成2020年的“十三五”规划目标—105GW。截至到2018年4月底，国内光伏发电装机已经超过140GW。
但国家层面与地方政府之间对于光伏发电的规划并不协调，尤其是在光伏电站审批权下放后，更增加了能源主管部门管控光伏发电规模的难度，而规模失控正是造成光伏补贴缺口逐年拉大的主要原因。
“‘十二五’期间，光伏发电规划从最初的5GW上调至10GW，再到15GW，最后又从21GW调整至35GW，没有哪一个行业的五年规划变化如此之大，总量目标根本没有控制。”孟宪淦表示。
扩张始于2013年.为应对欧美对进口光伏产品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而导致的海外市场萎缩，国内产能无处释放，2013年6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6项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措施，从政策引导、全额收购光伏发电量、完善电价政策、提供融资支持、鼓励技术研发、鼓励兼并重组方面支持光伏行业走出困境。
在固定电价刺激下，大批光伏企业及其他传统行业进入光伏电站建设领域。德勤在2013年12月发布的《中国清洁技术行业调查报告》显示，那时国内“排队”的光伏项目就达到130GW，比国家“十二五”目标还要超出3倍之多。
但针对光伏的补贴资金（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只有一个来源，即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费，由电网企业向用户征收。目前的征收标准已经过五次调整，为1.9分钱/千瓦时。
固定电价的设定与光伏成本下降的速度不同步，使两者之间迅速形成了巨大盈利空间，更进一步点燃了市场的投资热情，加剧光伏发电规模走向失控。尤其是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四年未下调，直至2017年才进行第一次调整，从0.42元/千瓦时降至0.37元/千瓦时，降幅只有11.9%。同一时期，占光伏电站总成本60%的多晶硅组件价格则一路下跌，从2013年的3.9元/瓦降至2018年的2.4元/瓦，降幅达到38.5%。单晶硅组件价格也已降至2.5元/瓦，降幅为37.8%。这也是近两年分布式光伏爆发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光伏规模失控带来巨大的补贴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光伏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口总计达到1127亿元，其中光伏补贴缺口455亿元。新增10GW分布式光伏，则意味着每年需要增加补贴4尽管国家能源局自2014年起实施光伏发电年度指导规模管理，但能源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利益并不一致，导致规模管理政策难以落实。
部分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投资开发，执行“先建先得”政策，即具备开工条件的光伏（分布式）地面电站项目可以先开工建设，按并网先后顺序纳入年度规模指标。
安徽省在2016年发布《关于完善“先建先得”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项目建成后，按照并网先后顺序，滚动纳入国家安排我省的年度建设规模。”这使得当地在建光伏规模远超过年度指标。2016年安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2.44GW，而当年指标仅有0.5GW。
东北财经大学学者王立国、鞠蕾在“光伏产业产能过剩根源与对策找寻”一文中认为，“光伏产业是被企业和地方政府推着走的，能源主管部门被迫接招，没有站在指导和调控的层面引导产业可持续发展。”
在现有能源管理体制中，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分别负责规划环节中的总量平衡和发展规划，建设环节的光伏电站审批权已经下放至省级发改委。这种监管模式下，各部门协调能力并不强，而且中央层面与地方层面在步调上难以保持一致。
消纳问题难解
作为实现中国碳减排承诺，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15%）目标的重要手段，发展光伏发电仍将是未来中国的低碳战略重点。但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分注重装机规模也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副作用。如果光伏发展不重视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规划衔接，协调与电网、调峰电源、消纳市场的发展，很容易陷入困境。
光照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是中国光伏发电装机最集中的地区，西北五省区的光伏发电装机占全国的四成。但该地区也是弃光率最为严峻的地区。
由于电源建设与电网规划脱节，当地消纳能力有限，在电网规划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大规模光伏电站投产以后出现并网困难的问题。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6年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平均弃光率高达19.81%，相当于近五分之一的光伏发电量被浪费。
根据《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征求意见稿》，国家能源局提出，到2020年要将全国弃光率降低到5%以下。这项任务并不轻松。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原司长范必曾撰文指出，由于太阳能发电具有间歇性的特点，大规模集中开发给电网调度运行增加了困难。即便通过特高压线路将风电、光电输送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华东和华中地区，由于线损和变损，使得电网购买这些新能源电力极不经济。
受端省份出于保护省内发电企业利益等考虑，对于增加外来可再生能源电力空间也并不积极。
配额制缺位
固定电价政策只解决了可再生能源成本补偿问题，并没有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市场需求。而且可再生能源消纳涉及电网、发电企业、受端省份，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难以协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顶层法律设计《可再生能源法》已于2006年正式实施，但作为核心内容的配额制至今缺位。
设计中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具有强制性。它规定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比重指标，并将这些指标进一步向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如电网企业、配售电企业和大型终端用户等）进行分配。而用户则可通过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REC）作为其履行义务的证明。
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体现了上面这种思路。
不过在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明确“要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
在降电价的大背景下，配额制的出台和执行充满变数。林伯强认为，配额制确实能够解决弃光问题，但它实质上等于涨电价。现在政府希望增加下游行业的竞争力，对涨电价会心存顾虑。
任东明在《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研究》中指出，固定电价政策和配额制政策都面临超出常规能源发电成本部分的分摊问题，一般来说，高出的这部分成本以补贴形式由政府或电网公司直接支付，最终还是要以电费附加或税收形式转移给消费者。
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实质就是价格问题，林伯强对南方能源观察表示，发展清洁能源的成本是依靠电价上涨来解决的，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之所以慢下来，就是因为终端电价太贵，大家不买单了。
德国在2000年制定《可再生能源法》，计划到2010年可再生电力将占全国电力供应的12%，2020年达到20%。这一方案保证了光伏发电接入电网的权利，同时确定了固定电价制度，通过收取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形式对光伏发电的高成本进行分摊。在这一方案中，可再生能源所增加的成本能够通过电价转嫁至终端消费者。
在政策驱动下，随着光伏大规模并网，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不断增加，进而导致终端电价持续上涨。2000—2013 年，德国平均居民电价从13.64 欧分/ 千瓦时上升到29.19 欧分/ 千瓦时，同期企业用电价格从6.04 欧分/ 千瓦时上涨到14.87 欧分/ 千瓦时。
配额制并非是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完美良药，政策成本问题将是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回归市场？
国家能源局在解答“531新政”相关问题时表示，“通知”将有利于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从依靠国家政策向更多依靠市场转变，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产业技术进步，遏制企业非理性扩张，促进行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
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慌之后，业内对于光伏未来发展的态度也更趋于冷静。“根据广东的电价水平，在零补贴的情况下，光伏组件价格降到1.8元—2元/瓦就具备投资条件，我们预计年底组件价格能降到2元/瓦，” 孙韵琳认为。
技术成本已经不再成为光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曾公开表示，技术进步使光伏发电成本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降低：从2007年到2017年，光伏发电度电成本累计下降了约90%，光伏发电有望在二至三年内实现平价上网。
行业内甚至存在更为乐观的估计。在“531”新政出台前的四天，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第十二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展览会上表示，随着技术的迭代和规模效应的提升，相信明后年，全国大部分光伏上网电价就可实现与煤炭上网电价持平的状态。
光伏发展一味求快求规模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孟宪淦认为，光伏发电“需要在全国电力一盘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是中国光伏“531新政”后的一个行业缩影。“531新政”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的一份关于控制光伏发电新建规模和加快补贴退坡的通知，因从2018年5月31日起实施而得名，也因其推出的突然性，而对光伏产业产生巨大震动。
过去五年，中国光伏发电装机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增长。新增装机容量已连续五年全球第一。市场博兴之际，光伏企业产能加速扩张，已面临较大产能过剩风险。在固定电价刺激下，装机量始终以超出规划的速度增长，并提前透支了行业所需的国家补贴。
“531新政”后，光伏行业到了抉择的关口。“‘十二五’已经出现了补贴拖欠、弃风弃光、融资困难的问题，到‘十三五’就该总结经验教训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副理事长孟宪淦表示。5月31日，光伏行业迎来急刹车。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下发《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自发文之日（5月31日）开始实行，没有留出任何缓冲期。
根据新政，2018年将暂不安排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指标，并禁止各地安排需国家补贴的普通光伏电站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今年安排建设规模为10GW。
按照中国目前的管理体系，国家能源局负责制定年度光伏发电建设规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改委（能源局）负责安排项目。享受国家补贴资金的新增光伏发电项目的备案总规模原则上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规模指标，超出规模指标的项目不享受补贴。
除了限制2018年新增补贴规模，三部委还进一步降低了光伏电价补贴标准。
2013年出台的光伏分区上网电价政策和分布式发电补贴政策，曾极大地提高企业投资光伏电站的积极性。按照该政策，全国根据不同的太阳能资源禀赋被分为Ⅰ、Ⅱ、Ⅲ类资源区，上网电价分别为0.9元/千瓦时、0.95元/千瓦时、1元/千瓦时，上网电价高出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进行补贴。对分布式光伏发电，则按照全电量补贴的政策，以0.42 元/千瓦时的标准进行补贴。
“通知”发出后，三类资源区的标杆上网电价分别降至0.5、0.6和0.7元/千瓦时。分布式光伏项目补贴则跌降至0.32元/千瓦时。
这也是中国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对光伏补贴标准的连续第二次下调。2017年12月，分布式度电补贴刚刚从0.42元/千瓦时降至0.37元/千瓦时。
“我们对补贴退坡早有心理准备，但新政来得太突然，并且是一刀切，没有给大家留缓冲的时间。”广东省太阳能协会人士告诉南方能源观察记者。
控规模、降补贴意味着光伏的发展思路已经发生改变，光伏行业迫切需要摆脱补贴依赖，从单纯扩大规模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
“补贴最终要退出，这也是补贴的基本原则，中国的手脚慢了，早点退出更好，否则对新增的光伏项目影响比较大。”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表示。
在产业链下游，分布式光伏项目受新政影响最大。因为目前中国新增的光伏装机主要为分布式项目，布局正由西部地区向中东部地区转移。仅2017年一年，分布式光伏发电就新增19.44GW，相当于过去三年分布式新增装机的总和。今年一季度分布式新增装机规模达到7.685GW，同比增长217%，占新增光伏发电装机的79.6%。过快增长的装机，几乎已经提前用完了全年的指标规模。新政冲击之下，有部分投资者和业主正处于观望状态。
“新政出台以后，有客户立即取消订单，并且提出要降价”，广东永光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孙韵琳对eo记者表示。该公司主要为光伏电站提供项目咨询、可行性研究和项目验收等服务。
光伏电站市场需求出现明显下滑。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预测，2018年新增光伏装机预计在30—35GW左右，降幅超过43%。
由于下游需求锐减，去年开始扩张的中上游企业面临产能过剩风险。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统计，到2018年，国内多晶硅产能将达到43.3万吨/年，同比增长57%，并且大部分新增量都集中在三季度以后。而2017年国内多晶硅全年产量为24.2万吨。赛迪智库的预测报告指出，光伏新增市场规模增速将会放缓甚至下滑，上下游各产业链环节产品价格都将进一步下探，企业将会承受较大的价格压力。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在2018第三届世纪光伏大会上表示，目前扩产的势头还是很猛烈，2011年盲目扩产引发的产能过剩潮警示业内，大家还是要理性一些。
失控的装机规模
中国光伏发电装机提前了两年三个月就已经完成2020年的“十三五”规划目标—105GW。截至到2018年4月底，国内光伏发电装机已经超过140GW。
但国家层面与地方政府之间对于光伏发电的规划并不协调，尤其是在光伏电站审批权下放后，更增加了能源主管部门管控光伏发电规模的难度，而规模失控正是造成光伏补贴缺口逐年拉大的主要原因。
“‘十二五’期间，光伏发电规划从最初的5GW上调至10GW，再到15GW，最后又从21GW调整至35GW，没有哪一个行业的五年规划变化如此之大，总量目标根本没有控制。”孟宪淦表示。
扩张始于2013年.为应对欧美对进口光伏产品展开“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而导致的海外市场萎缩，国内产能无处释放，2013年6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6项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措施，从政策引导、全额收购光伏发电量、完善电价政策、提供融资支持、鼓励技术研发、鼓励兼并重组方面支持光伏行业走出困境。
在固定电价刺激下，大批光伏企业及其他传统行业进入光伏电站建设领域。德勤在2013年12月发布的《中国清洁技术行业调查报告》显示，那时国内“排队”的光伏项目就达到130GW，比国家“十二五”目标还要超出3倍之多。
但针对光伏的补贴资金（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只有一个来源，即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费，由电网企业向用户征收。目前的征收标准已经过五次调整，为1.9分钱/千瓦时。
固定电价的设定与光伏成本下降的速度不同步，使两者之间迅速形成了巨大盈利空间，更进一步点燃了市场的投资热情，加剧光伏发电规模走向失控。尤其是分布式光伏发电补贴四年未下调，直至2017年才进行第一次调整，从0.42元/千瓦时降至0.37元/千瓦时，降幅只有11.9%。同一时期，占光伏电站总成本60%的多晶硅组件价格则一路下跌，从2013年的3.9元/瓦降至2018年的2.4元/瓦，降幅达到38.5%。单晶硅组件价格也已降至2.5元/瓦，降幅为37.8%。这也是近两年分布式光伏爆发式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光伏规模失控带来巨大的补贴缺口，已经成为制约光伏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口总计达到1127亿元，其中光伏补贴缺口455亿元。新增10GW分布式光伏，则意味着每年需要增加补贴4尽管国家能源局自2014年起实施光伏发电年度指导规模管理，但能源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利益并不一致，导致规模管理政策难以落实。
部分地方政府为了鼓励投资开发，执行“先建先得”政策，即具备开工条件的光伏（分布式）地面电站项目可以先开工建设，按并网先后顺序纳入年度规模指标。
安徽省在2016年发布《关于完善“先建先得”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项目建成后，按照并网先后顺序，滚动纳入国家安排我省的年度建设规模。”这使得当地在建光伏规模远超过年度指标。2016年安徽新增装机容量达到2.44GW，而当年指标仅有0.5GW。
东北财经大学学者王立国、鞠蕾在“光伏产业产能过剩根源与对策找寻”一文中认为，“光伏产业是被企业和地方政府推着走的，能源主管部门被迫接招，没有站在指导和调控的层面引导产业可持续发展。”
在现有能源管理体制中，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分别负责规划环节中的总量平衡和发展规划，建设环节的光伏电站审批权已经下放至省级发改委。这种监管模式下，各部门协调能力并不强，而且中央层面与地方层面在步调上难以保持一致。
消纳问题难解
作为实现中国碳减排承诺，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15%）目标的重要手段，发展光伏发电仍将是未来中国的低碳战略重点。但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角度来看，过分注重装机规模也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副作用。如果光伏发展不重视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规划衔接，协调与电网、调峰电源、消纳市场的发展，很容易陷入困境。
光照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是中国光伏发电装机最集中的地区，西北五省区的光伏发电装机占全国的四成。但该地区也是弃光率最为严峻的地区。
由于电源建设与电网规划脱节，当地消纳能力有限，在电网规划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大规模光伏电站投产以后出现并网困难的问题。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6年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平均弃光率高达19.81%，相当于近五分之一的光伏发电量被浪费。
根据《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征求意见稿》，国家能源局提出，到2020年要将全国弃光率降低到5%以下。这项任务并不轻松。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经济司原司长范必曾撰文指出，由于太阳能发电具有间歇性的特点，大规模集中开发给电网调度运行增加了困难。即便通过特高压线路将风电、光电输送到1000多公里以外的华东和华中地区，由于线损和变损，使得电网购买这些新能源电力极不经济。
受端省份出于保护省内发电企业利益等考虑，对于增加外来可再生能源电力空间也并不积极。
配额制缺位
固定电价政策只解决了可再生能源成本补偿问题，并没有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市场需求。而且可再生能源消纳涉及电网、发电企业、受端省份，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难以协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顶层法律设计《可再生能源法》已于2006年正式实施，但作为核心内容的配额制至今缺位。
设计中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具有强制性。它规定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的比重指标，并将这些指标进一步向承担配额义务的市场主体（如电网企业、配售电企业和大型终端用户等）进行分配。而用户则可通过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REC）作为其履行义务的证明。
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体现了上面这种思路。
不过在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明确“要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
在降电价的大背景下，配额制的出台和执行充满变数。林伯强认为，配额制确实能够解决弃光问题，但它实质上等于涨电价。现在政府希望增加下游行业的竞争力，对涨电价会心存顾虑。
任东明在《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研究》中指出，固定电价政策和配额制政策都面临超出常规能源发电成本部分的分摊问题，一般来说，高出的这部分成本以补贴形式由政府或电网公司直接支付，最终还是要以电费附加或税收形式转移给消费者。
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实质就是价格问题，林伯强对南方能源观察表示，发展清洁能源的成本是依靠电价上涨来解决的，德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之所以慢下来，就是因为终端电价太贵，大家不买单了。
德国在2000年制定《可再生能源法》，计划到2010年可再生电力将占全国电力供应的12%，2020年达到20%。这一方案保证了光伏发电接入电网的权利，同时确定了固定电价制度，通过收取可再生能源附加费的形式对光伏发电的高成本进行分摊。在这一方案中，可再生能源所增加的成本能够通过电价转嫁至终端消费者。
在政策驱动下，随着光伏大规模并网，可再生能源附加费不断增加，进而导致终端电价持续上涨。2000—2013 年，德国平均居民电价从13.64 欧分/ 千瓦时上升到29.19 欧分/ 千瓦时，同期企业用电价格从6.04 欧分/ 千瓦时上涨到14.87 欧分/ 千瓦时。
配额制并非是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的完美良药，政策成本问题将是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回归市场？
国家能源局在解答“531新政”相关问题时表示，“通知”将有利于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从依靠国家政策向更多依靠市场转变，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倒逼产业技术进步，遏制企业非理性扩张，促进行业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
在经历了初期的恐慌之后，业内对于光伏未来发展的态度也更趋于冷静。“根据广东的电价水平，在零补贴的情况下，光伏组件价格降到1.8元—2元/瓦就具备投资条件，我们预计年底组件价格能降到2元/瓦，” 孙韵琳认为。
技术成本已经不再成为光伏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曾公开表示，技术进步使光伏发电成本以令人意想不到的速度降低：从2007年到2017年，光伏发电度电成本累计下降了约90%，光伏发电有望在二至三年内实现平价上网。
行业内甚至存在更为乐观的估计。在“531”新政出台前的四天，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在第十二届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上海）展览会上表示，随着技术的迭代和规模效应的提升，相信明后年，全国大部分光伏上网电价就可实现与煤炭上网电价持平的状态。
光伏发展一味求快求规模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孟宪淦认为，光伏发电“需要在全国电力一盘棋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Wednesday, August 15, 2018
联合国：中国秘密囚禁百万维族人对其政策“洗脑”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称有“可靠情报”，证明中国在新疆的“反极端主义中心”秘密囚禁百万维吾尔族人。
由俞建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为期两天的日内瓦中国政策审核会上对联合国专家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发言时指出，"没有随意的监禁，根本不存在'再教育中心'"。
中方说，新疆自治区政府在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同时，给罪行确凿的犯罪分子学习生活技能、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地点在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
- 宁夏韦州清真大寺对峙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 新疆维人：我宁愿妻子被枪毙，也不想她被政府虐待致死海外人权团体之前已多次提出有关秘密“再教育营”的问题，美国新奥尔良罗耀拉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莱恩‧图姆（Rian Thum）今年5月在《纽约时报》撰文，称中国自2016年以来，至少耗资六亿八千万元人民币，在新疆各地兴建拘留设施。
在4月，美国高级外交官石露蕊（Laura Stone）称，数以万计的人被扣留在“再教育营”，中国外交部反驳，指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俞建华，在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开场发言中表示，今年3月全国“两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提出要“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俞建华称，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民族地区经济大幅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享受各项人权的水平”。
中国去年4月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将维族女人穿戴罩袍、男人蓄须等行为，与极端主义相提并论，并加以禁止。
世维会今年7月发放消息，称身穿长身外衣的维族女性，被人当街剪短衣服，迫使她们放弃穆斯林传统。
人权观察亦在5月份发表报告，称中共在新疆扩大“结对认亲”运动，要求党员干部到穆斯林家庭居住，向穆斯林宣传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今年2月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全疆百万干部职工与结对认亲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冬至期间一起按照华北汉人习俗食饺子，“亲如一家、其乐融融”。
就在联合国委员质疑新疆穆斯林人权状况之际，宁夏自治区同心县星期四起，有数百名回族穆斯林，到县城韦州清真大寺外聚集，阻止当局拆卸清真寺。
他补充道，"没有压迫少数民族，没有打着反恐旗号剥夺宗教自由。"但他说，那些被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迷惑的人，理应得到帮助，重返社会和重获教育权利。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发表报告之际，宁夏自治区就发生穆斯林回族相关事件，有回族人不满当局试图拆卸一座清真寺，与警方发生对峙。
海内外中国民主人士发起联署，抗议对维吾尔人的野蛮暴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政治迫害。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表示，"捍卫新疆和平稳定，就是最大的人权"。
全球40多名中国学者和异议人士，联名呼吁外界关注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灾难，包括《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流亡维权律师滕彪等人。
联署呼吁美国政府继续为新疆人权发声，进一步采取有效手段向中共当局施压，呼吁联合国出面调查，并谴责发生在新疆的恶劣行径。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星期五（8月10日）在日内瓦开始审议中国履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报告。
在首日聆讯上，美国籍委员、人权律师盖伊‧麦克杜格尔（ ）提出，根据可靠情报，中国涉嫌将百万名维吾尔族穆斯林，送到秘密的“政治再教育营”扣留，以打击当局所谓的“宗教极端主义”。麦克杜格尔表示，委员会对有关情况“深表关注”。
维吾尔族人占新疆人口约45%，过去几个月已多次传出穆斯林被扣留的消息。
BBC驻日内瓦记者福克斯（Imogen Foulkes）报道称，国际特赦组织与人权观察等国际民间组织，向委员会提交有关证据，称当局强迫被关押的维族人听政府的政策宣讲。
代表流亡维族人、被北京定性为“暴力恐怖组织”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表示，被扣押的人经常要挨饿，“再教育营”内的酷刑虐待行为普遍，而这些人并没有被起诉任何罪行，亦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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